第五十八章枪林弹雾三
当然，你要把武文斌这个发明称作为枪，武文斌跟那些专家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可是绝大多数看到它的人肯定会有意见。而且绝对会以不屑的神情惊诧的说：“这也好意思叫做枪？”
之所以大多数人会有这样的认识，主要是因为这个“枪”长得实在是太磕碜了。
一根一米多长的铁管，一头“削”成大约三十度的尖角，并且磨得非常尖锐。而另外一头则绑着一根橡胶带子，连着一根铁丝圈，还吊着一根细绳子。
钢管的中间部位则缠了一些破布，这破布虽然五颜六色，缠的也不规范，不过手抓在这个部位，“手感”还是不错滴，起码比直接抓在那钢管上，硬邦邦的舒服很多。
这样就完啦？完啦啊，还要怎么样呢。可是那个传说中的简易枪托呢？
枪托还是有滴。不过，他可不是固定在那个“枪”身上的，而是采用了“便携式”的结构。而且之所以叫做简易枪托，实际上等于就是只保留标准枪托的末端两寸长的那一部分。说白了，就是用一块两寸厚的木头块，削成枪托状，不过在抵肩的对面钻了一个一寸深度，且跟钢管一样粗的盲孔。另外还钻了两个小孔，穿了一根绳子，平时可以挂在身上，反正那东西即不大，也不重。需要用的时候，将那个“枪”身的尾部，放在简易枪托的盲孔里，然后像普通的枪一样抵住肩窝，用一只手托住那块破布包住的地方，另一只手抓住那个细绳一拉，于是轰的一声，枪管里的铁砂就像一团雾一样的飞了出去。至于谁碰上那些个铁砂雾就算谁倒霉好了。这玩意虽然基本上打不死人，可是绝对可以让你痛苦半辈子。
武文斌带着顺子跟那几个专家折腾了两天两夜，终于搞出了几支样品，并且拿到靶场上去进行试枪。
于是，一群好事者便簇拥着这些“枪”来到了靶场看起了热闹。
实际上这个试枪就是测试不同的装药量来确定铁砂的威力，以及这个钢管所能够承受的最大装药量。找到能够发挥最大威力，但是却不会发生“炸膛”现象的火药装药量。
经过几轮试射，并且炸坏了三根钢管枪身之后，武文斌终于定下了一个标准，那就是在五十米开外能把铁砂镶进木板就行了。用武文斌的话来说，那就是不相信鬼子的皮比这个木板还硬。
所有的标准确定下来之后，便进入了“量产”阶段。按照武文斌的想法。那就是做他个几千支，把它当作一次性武器使用，也就是说，在战场上，用一次就换一个，一场战斗结束之后再统一装填火药跟铁砂。实际上就是一种可回收的一次性武器。不过由于采用了拉线发火的方法，使用方法就变得更加灵活，甚至都可以取代部分地雷的功能啦。
当然，武文斌心里也清楚，这个东西也只能作为防御性的辅助武器，不过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鬼子封锁太厉害，子弹炮弹太金贵，那么既然鬼子找上门来，在自己家门口打仗，就尽量使用这些虽然不怎么“人道”，但是却便宜，易做的武器，鬼子就是有意见，也只能怪他们自己，谁让他们胡乱封锁呢？
于是，杨川热闹了起来。所有人都参与了这个“防御性”武器的制作。大家都积极性高涨，锯钢管的锯钢管，钻孔的钻孔，还有帮着木工做枪托的，绑那个橡皮条的，穿绳子的，实在没有“技术”的，也帮着搬东西，运物料，忙的不亦乐乎。当然，填火药，装铁砂这种“高科技”的工作，则由顺子带着他那帮徒弟们来完成。没有多久，三四千支“鸟枪”跟两千个简易枪托便全部完工。
与此同时，区委的石头书记也带领乡亲们，配合独立排的战士，对所有村庄按照巷战的要求再次进行了修整，包括对沿街房屋围墙进行了加固，并且留出了射击孔。另外，根据武文斌的安排，又开凿了上山的道路，并沿着道路修建了适当的阻击阵地。
就在武文斌热火朝天的做着防御工作的时候，太原，日本驻华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军部，新任第一军司令官的岩松义雄中将正在召开他任职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
“诸君，下来我谈谈关于我们第一军下来的战略方针问题。”开场白之后，岩松义雄中将踌躇满志的就他的宏图大志进行了演说。
“我们第一军在山西境内所面临的敌人，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共产党八路军，而第二，则是国民党的二战区所辖的国军。”
岩松义雄中将扫视一圈，接着说了下去：“关于这两个对手，他们的情况也是有所不同的。八路军方面，除了战略上的敌对之外，在政治上跟我们也相去甚远，可以说，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信仰都与我们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因此，是我们下一步重点要肃清的对象。而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虽然跟我们处于军事上的对立，然而在政治上还是有共同之处的。其副总裁汪精卫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合作，即能够说明这一点。而在山西，对于这个二战区来说，这种机会并非没有，当初我曾经跟这个二战区的闫长官有过同窗之谊，可以说是老熟人了。相信他可以作为可争取的对象，因此，对于二战区的闫军，我们则采用打一把，拉一把的政策，我会亲自出面，做他的工作。争取让他跟我们合作，至少在战略上，不与我们为敌，以便我们集中力量先对八路军进行肃清。”
不得不说，站在日军的角度，岩松义雄的这番话是由一定的道理的。了解他的历史的人都知道，他毕业于陆军大学之后没多久，就进入参谋本部，而且长期在中国活动，是有名的“支那通”。他不仅熟知中国的文化，而且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体系跟派别都有充分的了解。甚至著名的国画大师齐白石还为他刻过印章。所以，他看问题的角度自然要高于一般的日本人。
另外，岩松义雄之所以信心十足的认为能够做通二战区闫长官的工作，那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跟阎锡山是当年日本军校的老相识了。对于这个闫长官，他不仅熟悉，而且对他的性格秉性都有一定的了解。
“司令官阁下，请问我们对八路军的打击从什么地方入手？以我们目前的兵力，跟战役准备情况，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发起大的战役，而对八路军局部的作战，又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关于这一点，请问司令官有什么具体安排没有？”听了岩松义雄的话，有人向他问道。
“这个问题问的好，这也是我刚才所说战略要点的意义。以目前的形势，我们要想全面的肃清八路军的确不太现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兵力不足，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分兵应付那些二战区的国军，如此一来，则兵力就更加不足。所以，我们需要利用他们国共之间的矛盾，首先稳住阎锡山，就算他不跟我们合作，也要保证我们抽调兵力对付八路军的时候，他不会趁火打劫。”岩松义雄说道这里，看了看大家，然后话锋一转，接着说了下去。
“不瞒诸位说，日前我已经给阎锡山致了函。而且他也有了回应，现在双方的代表正在接触，最可喜的是，对方已经开始提出条件，目前正在商谈之中。而对于我们来说，则是不怕他开出的条件高。只怕他不提条件。哪怕他提的条件再高，我们也都能够答应。反正将来他归顺之后，许诺给他的条件，最后也还是为我大日本帝国服务的，因此，我以为，只要他开口提了条件，那么，他的归顺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岩松义雄所说的并非虚言，历史上也的确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那就是日军的“伯工作”。
所谓的“伯工作”，实际上是日军对阎锡山进行的诱降和策反行动，由于最初是由阎锡山的侄子阎宜亭与日方接触，称阎锡山为其伯父，所以日军便将此次行动命名为“伯”工作。
一九四二年五月六日，岩松义雄亲自带着参谋长花谷、笹井宽一中佐等人来到位于吉县的安平村与阎锡山会谈。然而谈判开始后，由于阎锡山始终坚持先履行“协定”，使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从而使谈判陷入了僵局，双方商定稍作休息之后再进行协商。
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历史在这个时候却悄悄地改变了路径。照道理说，既然双方能够坐到一起来谈，那么就仅仅是条件问题了。
可是，就在阎锡山正在岩松义雄旁边的房间休息的时候，他的警卫却急匆匆的跑来向他报告，说发现大队人马向自己这边开来，阎锡山闻言吃了一惊，他怀疑是日方在调动兵力，要对自己进行武力胁迫。
然而此时的岩松义雄却不知道此事，为了打破僵局，他“深明大义”的让笹井中佐把自己为阎锡山准备的见面礼，一百万元法币交给阎锡山。
然而，鬼使神差的是，笹井为了让正在休息的阎锡山听见，便故意大声对随从喊道：“法币向前来”。
谁知阎锡山听到后却惊恐万分。原来他早年留学日本，懂得日语，而在日语中，“法币”与“炮兵”发音恰好相同，而阎锡山则由于心里紧张，再加上隔着房间，结果就把这句话听成了“炮兵向前来”。联想起刚才警卫想自己报告说有大队人马前来，他更是以为岩松义雄要对他动武，于是赶紧回到会场，说了一声“中止会见”之后，便撇下目瞪口呆的岩松义雄，扭头逃之夭夭。
惊醒过来的岩松义雄气得直跺脚。但无奈阎锡山已经去远。于是回去后，恼羞成怒的岩松义雄便大量冲洗阎锡山前来谈判的照片，派飞机前往西安等地进行空投，向国人宣布阎锡山通日的证据。当然此举除了泄愤之外，也不无将内幕公布，造成既成事实的结果，逼阎锡山就范的意思。然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双方业已反目，便也再无后续行动。
不过，岩松义雄没有想到的是，此举反倒让阎锡山更加不敢轻举妄动，自己却被大本营撤了职。
当然，此事虽然有些阴差阳错，但毕竟是历史事实，不过却也是后话。
不过现在，岩松义雄却认为胜券在握，看着与会者惊讶的神色，继续说了下去：“因此，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阎锡山这边，暂时不会对我们构成大的威胁，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兵力先解决八路军的问题。”
“可是中将阁下，即使是这样，我们对八路军发起全面肃清，兵力也还是不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有人提出了疑问。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擒贼擒王。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实际上，我的上一任，筱冢义男中将也已经这样做过了，可是没有成功，反而功亏一篑，这是为什么呢？我仔细研究了最近两年的战例，通过仔细研究我发现，在八路军中，有一支队伍非常重要，而且战斗力也非常强悍。包括上次筱冢义男突袭八路军的总部，实际上就是败在了这支队伍的手里。而且这支队伍还被国共双方誉为民族的脊梁，在支那各地大肆渲染。而这支队伍估计大家也都知道，它就是八路军的直属独立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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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大多数人会有这样的认识，主要是因为这个“枪”长得实在是太磕碜了。
一根一米多长的铁管，一头“削”成大约三十度的尖角，并且磨得非常尖锐。而另外一头则绑着一根橡胶带子，连着一根铁丝圈，还吊着一根细绳子。
钢管的中间部位则缠了一些破布，这破布虽然五颜六色，缠的也不规范，不过手抓在这个部位，“手感”还是不错滴，起码比直接抓在那钢管上，硬邦邦的舒服很多。
这样就完啦？完啦啊，还要怎么样呢。可是那个传说中的简易枪托呢？
枪托还是有滴。不过，他可不是固定在那个“枪”身上的，而是采用了“便携式”的结构。而且之所以叫做简易枪托，实际上等于就是只保留标准枪托的末端两寸长的那一部分。说白了，就是用一块两寸厚的木头块，削成枪托状，不过在抵肩的对面钻了一个一寸深度，且跟钢管一样粗的盲孔。另外还钻了两个小孔，穿了一根绳子，平时可以挂在身上，反正那东西即不大，也不重。需要用的时候，将那个“枪”身的尾部，放在简易枪托的盲孔里，然后像普通的枪一样抵住肩窝，用一只手托住那块破布包住的地方，另一只手抓住那个细绳一拉，于是轰的一声，枪管里的铁砂就像一团雾一样的飞了出去。至于谁碰上那些个铁砂雾就算谁倒霉好了。这玩意虽然基本上打不死人，可是绝对可以让你痛苦半辈子。
武文斌带着顺子跟那几个专家折腾了两天两夜，终于搞出了几支样品，并且拿到靶场上去进行试枪。
于是，一群好事者便簇拥着这些“枪”来到了靶场看起了热闹。
实际上这个试枪就是测试不同的装药量来确定铁砂的威力，以及这个钢管所能够承受的最大装药量。找到能够发挥最大威力，但是却不会发生“炸膛”现象的火药装药量。
经过几轮试射，并且炸坏了三根钢管枪身之后，武文斌终于定下了一个标准，那就是在五十米开外能把铁砂镶进木板就行了。用武文斌的话来说，那就是不相信鬼子的皮比这个木板还硬。
所有的标准确定下来之后，便进入了“量产”阶段。按照武文斌的想法。那就是做他个几千支，把它当作一次性武器使用，也就是说，在战场上，用一次就换一个，一场战斗结束之后再统一装填火药跟铁砂。实际上就是一种可回收的一次性武器。不过由于采用了拉线发火的方法，使用方法就变得更加灵活，甚至都可以取代部分地雷的功能啦。
当然，武文斌心里也清楚，这个东西也只能作为防御性的辅助武器，不过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鬼子封锁太厉害，子弹炮弹太金贵，那么既然鬼子找上门来，在自己家门口打仗，就尽量使用这些虽然不怎么“人道”，但是却便宜，易做的武器，鬼子就是有意见，也只能怪他们自己，谁让他们胡乱封锁呢？
于是，杨川热闹了起来。所有人都参与了这个“防御性”武器的制作。大家都积极性高涨，锯钢管的锯钢管，钻孔的钻孔，还有帮着木工做枪托的，绑那个橡皮条的，穿绳子的，实在没有“技术”的，也帮着搬东西，运物料，忙的不亦乐乎。当然，填火药，装铁砂这种“高科技”的工作，则由顺子带着他那帮徒弟们来完成。没有多久，三四千支“鸟枪”跟两千个简易枪托便全部完工。
与此同时，区委的石头书记也带领乡亲们，配合独立排的战士，对所有村庄按照巷战的要求再次进行了修整，包括对沿街房屋围墙进行了加固，并且留出了射击孔。另外，根据武文斌的安排，又开凿了上山的道路，并沿着道路修建了适当的阻击阵地。
就在武文斌热火朝天的做着防御工作的时候，太原，日本驻华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军部，新任第一军司令官的岩松义雄中将正在召开他任职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
“诸君，下来我谈谈关于我们第一军下来的战略方针问题。”开场白之后，岩松义雄中将踌躇满志的就他的宏图大志进行了演说。
“我们第一军在山西境内所面临的敌人，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共产党八路军，而第二，则是国民党的二战区所辖的国军。”
岩松义雄中将扫视一圈，接着说了下去：“关于这两个对手，他们的情况也是有所不同的。八路军方面，除了战略上的敌对之外，在政治上跟我们也相去甚远，可以说，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信仰都与我们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因此，是我们下一步重点要肃清的对象。而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虽然跟我们处于军事上的对立，然而在政治上还是有共同之处的。其副总裁汪精卫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合作，即能够说明这一点。而在山西，对于这个二战区来说，这种机会并非没有，当初我曾经跟这个二战区的闫长官有过同窗之谊，可以说是老熟人了。相信他可以作为可争取的对象，因此，对于二战区的闫军，我们则采用打一把，拉一把的政策，我会亲自出面，做他的工作。争取让他跟我们合作，至少在战略上，不与我们为敌，以便我们集中力量先对八路军进行肃清。”
不得不说，站在日军的角度，岩松义雄的这番话是由一定的道理的。了解他的历史的人都知道，他毕业于陆军大学之后没多久，就进入参谋本部，而且长期在中国活动，是有名的“支那通”。他不仅熟知中国的文化，而且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体系跟派别都有充分的了解。甚至著名的国画大师齐白石还为他刻过印章。所以，他看问题的角度自然要高于一般的日本人。
另外，岩松义雄之所以信心十足的认为能够做通二战区闫长官的工作，那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跟阎锡山是当年日本军校的老相识了。对于这个闫长官，他不仅熟悉，而且对他的性格秉性都有一定的了解。
“司令官阁下，请问我们对八路军的打击从什么地方入手？以我们目前的兵力，跟战役准备情况，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发起大的战役，而对八路军局部的作战，又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关于这一点，请问司令官有什么具体安排没有？”听了岩松义雄的话，有人向他问道。
“这个问题问的好，这也是我刚才所说战略要点的意义。以目前的形势，我们要想全面的肃清八路军的确不太现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兵力不足，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分兵应付那些二战区的国军，如此一来，则兵力就更加不足。所以，我们需要利用他们国共之间的矛盾，首先稳住阎锡山，就算他不跟我们合作，也要保证我们抽调兵力对付八路军的时候，他不会趁火打劫。”岩松义雄说道这里，看了看大家，然后话锋一转，接着说了下去。
“不瞒诸位说，日前我已经给阎锡山致了函。而且他也有了回应，现在双方的代表正在接触，最可喜的是，对方已经开始提出条件，目前正在商谈之中。而对于我们来说，则是不怕他开出的条件高。只怕他不提条件。哪怕他提的条件再高，我们也都能够答应。反正将来他归顺之后，许诺给他的条件，最后也还是为我大日本帝国服务的，因此，我以为，只要他开口提了条件，那么，他的归顺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岩松义雄所说的并非虚言，历史上也的确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那就是日军的“伯工作”。
所谓的“伯工作”，实际上是日军对阎锡山进行的诱降和策反行动，由于最初是由阎锡山的侄子阎宜亭与日方接触，称阎锡山为其伯父，所以日军便将此次行动命名为“伯”工作。
一九四二年五月六日，岩松义雄亲自带着参谋长花谷、笹井宽一中佐等人来到位于吉县的安平村与阎锡山会谈。然而谈判开始后，由于阎锡山始终坚持先履行“协定”，使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从而使谈判陷入了僵局，双方商定稍作休息之后再进行协商。
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历史在这个时候却悄悄地改变了路径。照道理说，既然双方能够坐到一起来谈，那么就仅仅是条件问题了。
可是，就在阎锡山正在岩松义雄旁边的房间休息的时候，他的警卫却急匆匆的跑来向他报告，说发现大队人马向自己这边开来，阎锡山闻言吃了一惊，他怀疑是日方在调动兵力，要对自己进行武力胁迫。
然而此时的岩松义雄却不知道此事，为了打破僵局，他“深明大义”的让笹井中佐把自己为阎锡山准备的见面礼，一百万元法币交给阎锡山。
然而，鬼使神差的是，笹井为了让正在休息的阎锡山听见，便故意大声对随从喊道：“法币向前来”。
谁知阎锡山听到后却惊恐万分。原来他早年留学日本，懂得日语，而在日语中，“法币”与“炮兵”发音恰好相同，而阎锡山则由于心里紧张，再加上隔着房间，结果就把这句话听成了“炮兵向前来”。联想起刚才警卫想自己报告说有大队人马前来，他更是以为岩松义雄要对他动武，于是赶紧回到会场，说了一声“中止会见”之后，便撇下目瞪口呆的岩松义雄，扭头逃之夭夭。
惊醒过来的岩松义雄气得直跺脚。但无奈阎锡山已经去远。于是回去后，恼羞成怒的岩松义雄便大量冲洗阎锡山前来谈判的照片，派飞机前往西安等地进行空投，向国人宣布阎锡山通日的证据。当然此举除了泄愤之外，也不无将内幕公布，造成既成事实的结果，逼阎锡山就范的意思。然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双方业已反目，便也再无后续行动。
不过，岩松义雄没有想到的是，此举反倒让阎锡山更加不敢轻举妄动，自己却被大本营撤了职。
当然，此事虽然有些阴差阳错，但毕竟是历史事实，不过却也是后话。
不过现在，岩松义雄却认为胜券在握，看着与会者惊讶的神色，继续说了下去：“因此，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阎锡山这边，暂时不会对我们构成大的威胁，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兵力先解决八路军的问题。”
“可是中将阁下，即使是这样，我们对八路军发起全面肃清，兵力也还是不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有人提出了疑问。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擒贼擒王。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实际上，我的上一任，筱冢义男中将也已经这样做过了，可是没有成功，反而功亏一篑，这是为什么呢？我仔细研究了最近两年的战例，通过仔细研究我发现，在八路军中，有一支队伍非常重要，而且战斗力也非常强悍。包括上次筱冢义男突袭八路军的总部，实际上就是败在了这支队伍的手里。而且这支队伍还被国共双方誉为民族的脊梁，在支那各地大肆渲染。而这支队伍估计大家也都知道，它就是八路军的直属独立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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